1994年秋，贵州思南县农民卢绍雄的姐姐因生小孩置酒设宴款待亲邻，同村的马万全也在被邀之列。在马万全盛饭时，卢绍雄的姐姐用马放在桌上的筷子为小孩搛菜，被马认为不敬，拒绝用餐，随后发生争吵，马将一桌酒席掀倒在地。
次日，卢绍雄要马万全说清楚并赔礼道歉，发生纠纷。卢抓住马的头发将他推倒，马从1．5米高的斜坡滚下去造成短暂昏迷，当天，医生诊断无伤。回家后一切正常，可生产，还有诸如替人说媒一类的社会活动。但是135天后某医生给他作了一个“器质性精神障碍”的鉴定，马万全从此表现出忧郁型精神病人和瘫痪病人兼有的症状，不能生产，不能走路，不能说话，生活不能自理，形同废人。
据此贵州省思南县人民检察院对卢绍雄提出有罪指控，同时，马万全向卢提出了民事赔偿要求。县法院以伤害罪一审判处被告卢绍雄有期徒刑15年，附带民事赔偿3133．85元。
被告卢绍雄不服，上诉到铜仁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指控原告诈病，欺骗法庭，干扰审判。
二审的主审法官叫冯伯坚，案卷中被害人（一审原告）的一张照片引起了他的注意：马万全的胡须和头发极长、头歪着、双眼上翻、嘴斜着、有涎液流出，呈木僵状。任何人都可从这张照片中读懂这样一句话：“我有精神病。”但是冯伯坚看了，总觉得此表情过于夸张和矫揉造作。
贵州省铜仁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冯伯坚、龙红兵两法官顶着骄阳，直接来到思南县宽坪乡沙都村的马万全家。
马万全住西厢房，屋后是一陡坡，显得十分阴沉。推开门，迎面是一只大粪桶，里面装满了粪、尿等秽物，浓烈的臭味儿扑鼻而来，熏得人眼睛都睁不开。马父在旁喃喃自语：“儿子得了精神病，不会拉撒，只好给他放个粪桶。”
马万全被其父背到院坝里阳光下，他脸色苍白，双眼斜视，表情怪诞，似有大仇怀恨于胸。
马万全在凳上坐不稳，不是前仆就是后仰，冯伯坚曲了曲他的手，感到他关节僵硬，肌肉稀松，力道按下去便了无踪迹，缺乏正常人那种强有力的肌肉反应。
他的脸部表情就和照片上看到的一样，嘴眼都歪着，确实表现出忧郁型精神病人的症状。但是即使有一千条证据证明马万全患有精神病，亦不能排除一个疑点：卢绍雄指控他在事件发生后可以干活、生产，甚至还帮人说媒，又该作何解释？
两法官在村长的带领下，深入农户家中调查，一农户指证案发65天后，马万全于一个晚上独自来到他家赊酒，并出示了当时的一张欠条；另一农户指证案发70天后，他还能敷田坎；农民谌志达还证实，案发60多天后，马万全拿着一把雨伞，与十多人同行走了60多里山路，到另一个乡替自己的儿子做媒；塘头派出所证实，120天后他来这儿报案，他所作的案情陈述准确而有逻辑，并有记录在案。
问题是135天以后，有两位医生对他作了一个“器质性精神障碍”的鉴定之后，他便表现出兼有精神病人和瘫痪病人的症状，不能说话不能走路。那么这鉴定是如何作出来的呢？
次日两法官来到思南县城一个简易房里找到某医生，问：“你对马万全作出的精神病鉴定的依据是什么？”
答：“根据马父的口头陈述。”问：“根据第三者的口头陈述能否作精神病鉴定？”
无语。两法官又找到某法医。
问：“你对马万全作的精神病鉴定的依据是什么？”
答：“我用烟头烫他的手脚，用大头针刺他的三叉神经，他没有反应。”
问：“这种鉴定方式是否科学和合法？”答：“我们县级法医，条件不具备。”
两法官说：“不具备的不仅仅是条件，而且鉴定本身也不合法！按规定，只有省一级的专门机构才具有合法的精神病鉴定资格！”
问题在于，一审对卢绍雄的判决就是依据这样的鉴定作出的。于是两法官向铜仁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建议：将马万全送省城贵阳，请专家对马万全作权威鉴定。
思南县法院刑庭庭长任庭福和小蔡负责把马万全弄到省城贵阳。马万全似乎已处于无意识状态，全靠马父背他上、下车，并喂水喂饭。最难堪的是马万全还将屎尿屙在裤子上，一股恶臭在客车里飘荡，睡着的人都被臭醒了，乘客们极为气愤。马父趁机叙说冤情：儿子被打成精神病，不能吃、不能动、不会说话，甚至屎尿失禁，一审已经判凶手重刑了，但是中院的法官却不相信这一事实和县里检查的结论，硬要把他儿子弄到省城检验，以致使大家受委屈。大家看到马万全那副疯癫、肮脏样，把满腔怒火和怨气转到中级法院的法官身上。
次日晨，地区中院和县法院的四名法官带马万全父子驱车直奔贵州医学院请精神科专家和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法医会诊。
马万全被其父背进检查室，放在凳子上。一位姓柯的老医生手握橡皮棰，这儿敲敲，那儿敲敲，时而眉头紧皱，时而舒心笑笑。后来，柯医生对马父说：“把手放开。”马父说：“他坐不稳。”“放开。”马父放开手，马万全稳稳地坐在凳子上。
柯说：“抬起手来。”马抬起手。柯说：“把鞋脱了，站起来。”马万全双脚一搓，两只鞋应声而落，并站了起来。
柯医生将马万全带到里屋去检查。1l时，他俩出来。柯医生对几位法官说：“回去吃饭吧，你们下午早点带病人来作CT和脑电图。”
法官们怕挤车对马万全身体不利，就叫他父子二人到医院长凳上休息。法官们上街给他二人买了4碗米粉、4个馒头和2瓶矿泉水。
下午两点法官们赶到医院，只见马父急如没头的苍蝇，见到法官便吼道：“冯法官，你们乱搞嘛，要是我儿子有个三长两短，我要你们法院负责哟。”
“怎么回事？”“我儿子又犯病了，正在抢救。”
大家急忙跑到急救室，一会儿柯医生出来了说：“没事，他是饿昏的。”
“他没吃饭，连水……水也没喝。”马父说。
冯法官气得吼了起来，“你为什么不拿给他吃！”
柯医生拿了一个大针筒，给马万全注射了一管葡萄糖。毕后，用药棉压住针眼，说：“你要夹紧哟，不然，血会喷出来。”
马万全的手肘弯了过来，紧紧地夹住棉签。
几十分钟以后，柯医生说：“你出去吧！”
马万全摇晃着站起来走出门，大家都瞪大眼，吃惊地看着这一幕。
由于马不配合，无法给他作脑电图，只好作罢。作CT时，马万全的头不停地摇摆。柯医生指着上面一块发亮的金属说：“别动，你看见上面那砣铁了吗？它掉下来，会砸着你的头。”
马万全的头停止了摆动，直到检查结束。
检查结束后，柯医生告诉几个法官，待他与另几个法医作一个鉴定意见后，随后寄来。他说：“有一点可以肯定，据CT检查，马万全颅内无伤。他的精神病，带有很大的主观因素。”
思南县法院的任庭长买好了次日凌晨4点贵阳到思南的客车票，他一再嘱咐马父看管好儿子，明天三点钟起床赶车。
凌晨三点过，他们敲开马氏父子的房门，马父却嗫嗫地说：“马万全昨晚出去了，没回来。”
法官们懵了：“他出去了……他不是有精神病不会走路吗？”
马父说：“省计生委他有个表哥叫谌刚，昨天开车接他去玩，下楼也是他表哥背的。他表哥说了今天早上3点送他到车站上车。”
四法官立即赶到车站，直等到天亮，也不见马万全和他表哥的影子。
打电话到省计生委找到谌刚，谌刚满头雾水：“什么？我表弟？哪个表弟？我昨晚根本没出门……”
很明显，马父说了假话。气愤已极的法官追问马万全到底到哪儿去了，马父见事情掩盖不住，只得说出了实情。
原来，马万全所谓不会走路，不会说话，又瘫痪又有精神病是他父子俩共同策划的。原因是卢绍雄不但打了他，而且还拒绝作任何赔偿。马非常气愤，决定用装精神病向他索赔的方式来报复他。但他没有想到二审法官坚持带他到省城请专家作精神病鉴定。眼看假象将败露，再装下去也无意义。马万全突然提出想到他表哥那儿去看一看。马父一愣，他想不起这里还有一个亲戚。马万全说：“就是谌刚呀，他在省计划生育委员会。““你找不到他。”“我可以问。”“你走不动，坐车又贵得很，一上去就要10元钱。”“有一种大车便宜，只要两角钱。”马父见儿子口气坚决，叹了口气，拿了一元钱给他，马万全接过钱走了。
直到下午4点左右，谌刚才将马万全找到，并送了回来。
原来，昨晚马万全走时，贵阳市街头华灯初放，马万全问清了路径，自己坐上公共汽车，用两角钱买了票，来到省计生委时已下班，他便到屋角睡了一晚。第二天天亮，他又去找表哥，但他与表哥有十多年未见面了，哪里认得？直到他表哥接到法院的电话后，才在办公楼后找到蓬头垢面的表弟。
回到旅社，马万全见到法官后就倒在床上，又恢复了那副“精神病”的样子，口歪着，眼斜着……
法官们气极了，对马父说：“你儿子不是不会走路、不会说话、有精神病吗？”马父无言。
恰在这时，思南县法院担任此案一审审判长的法官也来到这儿，听了介绍，看了此景，气得浑身发抖，他指着马家父子说：“你、你们欺骗法庭，干扰审判，我要处罚你……”
次日晨，他们一行乘客车离贵阳回思南。西洋镜截穿后的马万全不要父亲背了。他自己上、下车，自己吃喝，也不将屎尿屙到裤子上，憋不住时，他便高喊：“师傅，停车，我……我要屙尿……”
由于马万全长期装病，他的家庭已全部乱套。为了装得逼真，他不能生产，家庭经济陷入窘境；他长期不出门不活动，身体受到伤害；他长期不与人说话和交往，语言迟钝，性格变得脆弱，精神和心理变得极为怪异，几乎到了精神病的边缘，表现出精神病初期病人的种种症状。诉讼完结后当马万全脱去精神病人的面具以正常人的状态回到家时，发现他的妻子已移情别恋，与一个农村匠人建立了感情并离他而去，不久又将一份离婚诉状送到了县法院。为打官司，他家已一贫如洗，加上妻子的离去，大家的议论，旁人的指责，马万全在万般愁苦之中只好揣着数年诉讼的唯一所得——800元钱，怏怏地远走广东打工。
贵州省一位精神病学专家说，这种类型的诈病者表现的是索赔心理综合症，从精神病学上说，诈病者表现出的是一种病态人格，其精神是处于正常人与精神病人之间的中间状态。他认为，若此案未纠正，受伤害最大的应该是马万全。因为卢绍雄15年刑满后依然可以作为一个具有健全人格的正常人面对生活；而马万全在环境的压力及心理的诱导下，有可能弄假成真丧失健全人格而成为真正的精神病人，这是灵智的黑洞和灵魂的万劫不复的沉沦，是永恒的混沌和黑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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